三峡库区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是柑橘种植大县，全县柑橘种植面积约40万亩，年产柑橘超100 是秭归县夏季柑橘的收获时节。图为8月10日，技术人员在秭归县泄滩乡坊家山村帮当地村民转运柑橘。万吨。眼下，正 新华社

本报记者 | 张守营

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还有多大？日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抛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人们容易陷入情绪化的二元对立，要么乐观，要么悲观，缺少位于两个极端中间的判断。乐观派如长江商学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李伟，他认为，虽然中国经济在短期内存在较大的困难，而且一些问题是结构性的，不容易解决，但从长期来看，我们有理由对中国经济的未来保持乐观态度。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洪灏认为，中国未来十年的经济增长率能达到平均每年2%左右，已经是很乐观的预期了。他的这一看法被认为是高度悲观的，甚至有人认为，中国经济未来十年都可能摆脱不了“极低速增长”的命运。刘俏的观点则是，理解中国经济，我们需要客观、理性分析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逻辑，聚焦解决影响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最重要的第一性问题。如果不了解中国经济过去40多年高歌猛进背后的原因，那么就很难理解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挑战以及未来成长的空间。

(资料图)

“没有什么比正确地回答错误的问题更危险的。”刘俏引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德鲁克的话来展开自己的论述。中国经济奇迹终结了吗？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率到底是多少？3年疫情期间4.5%的年均增速是否意味着一个新的常态的出现？传统经济增长动能逐渐式微之际，引领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新引擎又是什么？刘俏给出的答案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靠全要素生产率（简称TFP，通常叫做技术进步率，系新古典学派经济增长理论中用来衡量纯技术进步在生产中的作用的指标的又一名称，所谓纯技术进步包括知识、教育、技术培训、规模经济、组织管理等方面的改善）的增长来做最终驱动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在高速增长阶段结束之后，我们如何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

乐观来自历史

1978年开启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1978年至2022年这45年间，中国GDP平均年增速高达9.1%；即使是本世纪第二个十年的GDP年均增速已经降到7.6%（2010~2019年），中国在这个阶段的绝大部分年份仍然贡献了全球30%以上的增长。由此，刘俏认为，将这样的经济表现简单外推去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潜力，人们很难不产生乐观的情绪。

悲观者倾向于将观察的侧重放到近期中国经济形势正在经历的转变：自2015年GDP增速破7之后，百分之六点几的增长日益成为中国经济的常态。

刘俏认为，改革开放的前三个十年，中国强力推进工业化进程，推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因素——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一直保持在4%左右，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同期贡献了近40%的GDP增长。这很容易就解释为什么1980~2009年这30年我国能够保持年均10%的经济增长。中国这个阶段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与通过改革开放推进工业化有关。然而，在制造业总产值和附加值于2010年超过美国，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之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开始下降，从工业化阶段的年均4%逐渐下降至2%以下；同期中国的GDP增速也从改革开放最初30年的双位数下滑到疫情前的6%左右。

在高速增长阶段结束之后如何保持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最大的不确定性。刘俏介绍，西方的现代化过程中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是经济体在完成了工业化之后还能保持2.5%左右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传统观点认为，在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到2%以内后，我国长期增长率大约只是在3%~4%之间，中国将长期面临与西方国家一样的生产率增长的挑战。与这样一种历史宿命论相对，中国有没有实现历史一种新的可能性：在传统工业化进程结束后，中国依然能够找到一系列驱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结构性因素，在未来十几年保持2.5%或以上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从而实现5%左右的中长期GDP增速，至2035年实现GDP总量和人均的翻番（相较于2020年的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未来增速的判断，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对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空间的判断。”刘俏表示。

中国经济最近四十余年巨大的成功是学术界的一座“富矿”

中国经济最近40余年的高歌猛进是世界经济史上一个宏大的叙事。中国经济巨大的成功使得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为学术界的一座富矿，催生出关于“中国到底做对了什么”的各种理论解释。刘俏表示，主流经济学家对中国增长的各种解释虽然侧重不一，但有一个基本的共识：中国的增长范式很大程度上符合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一个国家或经济体经济增长的描述。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提出的“索洛模型”，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由要素（资本、劳动力）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来解释。

要素投入方面，过去近40年，因为有“人口红利”，大量的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投入到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在资本投入方面，我国也有一个重要的制度创新，通过引进外资和大基建、房地产等投资，形成了大量固定资产，以这些资产为抵押品的银行信贷，进一步推进了我国社会信用的扩张。“这是中国发展模式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刘俏认为。

“更为关键的是，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因为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保持了很高的增速。”刘俏表示，一个国家在完成工业化过程中通常能够保持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而在工业化结束之后，因为服务业占比大幅提升时，再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高速增长就变得比较困难。技术革新、规模经济、生产组织方式及激励机制的创新等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对生产率增速的边际推动作用在完成工业化之后会逐渐变弱，这是经济演进的一个基本规律，有大量实证事实的支持。

中国的工业化是“政府+市场”的增长范式故事

刘俏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思想和理论上摆脱了政府与市场简单二元对立观点的束缚。政府顶层设计与激发底层活力相结合，合力建立一个大规模市场，使得大规模生产和产业的崛起成为可能；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分工布局，逐渐从价值链的低端领域向高端领域迈进，不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

“中国的工业化是一个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升的故事，也是一个投资强度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的故事。”刘俏认为，我国改革开放至今的绝大部分年份，投资率保持在GDP的40%以上，尤其是过去40年我国正经历工业化过程中基建和房地产投资的一个大周期，对于这些关键行业的大量投资带来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

“过去的40多年，中国经济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紧密结合。市场的无形之手和政府的有形之手搭配在一起，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刘俏表示，政府通过五年规划、产业政策、金融资源的配置等聚焦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节点行业。发生在节点行业的技术变革通过生产网络传递和放大，形成溢出效应，带动了上下游大量市场主体的出现，对总体经济产生一个倍数效应。可以说，越是处于节点位置（生产网络里密度最高的区域）的行业，对经济的影响越大。实证研究也显示那些产业链比较长的投资项目一般给当地经济会带来更多的就业、税收和增长。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大挑战就是保持全要素生产率增速

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是在工业化进程结束后一个经济体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向劳动密集型服务业转型必然发生的一个规律，世界主要的工业化国家在完成工业化之后概无例外都经历了这一阶段。刘俏分析，以美国为例，上世纪80年代至今，虽然率先引领了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生命科学等技术革命，而且革命性的技术带来新的市场、服务、产品和高科技公司，按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应该很高，但是，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早在1987年就指出，“计算机时代随处可见，就是无法在生产率数字中找到踪迹。”新一轮的技术变革没有阻止美国生产率逐渐下滑的基本局面。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近40年已经下降到1%左右，最近10年甚至不到0.7%。第三次工业革命并没有像发生在工业化进程中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一样带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大幅提升。经济学家们把这一现象称为“生产率增长悖论”。

我国同样面临“生产率增长悖论”的挑战。刘俏表示，目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已经下降到2010~2019年的1.8%。“保持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这个宏大叙事中最重要的章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一国经济表现的决定性因素。自工业革命以来，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是经济体在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之后能够长期保持2.5%以上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既然对发达经济体而言，生产率持续高速增长也是例外而非常态，中国有没有可能再创造一个奇迹：在高速增长之后还能长期保持生产率的增长？这就是刘俏提出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还有多大的“灵魂拷问”。